映象新闻

从正面来看，贪婪往往与企业家精神，即与技术、产品、商业和组织的各种创新活动及敢冒风险的精神联系在一起，当然也与市场和竞争的效率联系在一起。

人口结构的这两个深刻变化，都对我国的城市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最典型的例子是深圳，芝加哥曾创造了工业大都市崛起的神话，而深圳更是创造了工业大都市的奇迹，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人口超千万的大都市只用了20多年。

（二）城乡之间依然存在巨大的发展差距 中国城镇化的跨越式发展以及各种资源大量向城市集中，也造成了中国在城市发展中存在巨大的城乡差距。特别是在数字技术的时代，数字赋能会促使服务业超常发展，从而成为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的新引擎。然而，中国的城镇化也面临着一些自身的突出问题。跨越式发展也会带来一系列城市发展失衡问题和各种城市病，最典型的就是拉美国家大都市里让人心灵震撼的漫山遍野的贫民窟现象。三、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未来趋势 中国城镇化道路的一个特色，就是在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和吸纳各方面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推出城镇化的长期发展规划，并分阶段地推进。

城市在发展中追求环境美丽、市容整洁、生活美好是必然的过程，但城市不应只成为富人的天堂，应当让各个社会阶层都有实现梦想的空间和机会，这是城市活力和竞争力的重要社会结构基础。国际经验表明，社会和人口流动性的增加，对增强城市社会活力、促进城市产业发展和弱化社会不平等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是与起步较早的发达国家的快速城市化时期相比较而言的。

而在2020年制定的十四五规划（2020—2025年）中，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发展都被上升到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的重要内容高度。新冠疫情的常态化防控和城市经济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成为当前城市治理的最大难题。进入21世纪以后，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明显减弱，而消费逐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015年以后达到60%左右。对户籍制度改革大的方向已经基本形成共识，就是逐步放宽对乡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限制，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迄今为止，绝大多数学者对户籍制度弊端的分析，都集中在户籍制度限制和阻碍劳动力和资源的有效配置，不利于城镇化的发展，也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近期相关研究机构的模型预测则做出更为乐观的估计，有的预测我国城镇化进程在2020年之后还将持续20年以上的时间，到2035年城镇化水平将稳定在80%以上，还有的认为，长期来看，我国城镇化水平达到80%左右较为符合我国国情，最高情况下应不会超过85%。

我国无论是在发展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供、产业融合发展政策上，还是在破除城乡分割的制度安排上，都需要为未来的逆城镇化趋势做好准备。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初，由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大规模工业建设，我国城镇化也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到1960年代初城镇化率达到17%，城镇化率年均增长0.52个百分点。在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里，小农经济把家庭和劳动力束缚在农耕上，安土重迁是长期形成的生活惯习。但事实上，城镇化发展到现阶段，户籍制度弊端的另外一面也逐步显示，就是也限制和阻碍了城市人口向乡村的流动和逆城镇化趋势的形成。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2010年前后的一项研究的预测，中国城镇化水平的峰值将在70%~75%，到2030年会达到67%左右。对已经完成现代化的发达国家来说，城市生活成为国民生活的常态，城镇化似乎已经不再是一个热门话题，人们更多的是在谈论城市病。根据中国的法律（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城市市区的土地都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原则上归农民集体所有。这种城镇化的跨越式发展，一方面是相对于中国自身的城镇化历程而言的，在中国历史上城镇化从未有过如此快速的发展。

其实，户籍制度改革的主动权在城市自身，城市发展的人才和劳动力需求形成户籍制度改革的动力，而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则形成户籍制度改革的财政压力，所以户籍制度改革的进度是这种动力和压力的比较。为了解决城市房价飙升的问题，普遍实行城市住房的限购政策。

城镇化跨越式发展的特征并非中国独有，后发展国家通常会有这种现象。政府通过规划和设立各种投资项目，进行大规模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如建立开发区、建设新区和新城、建设中央商务区、实施旧城改造等，通常都是通过项目制实行的。

然而，庞大流动人口的出现，也存在城乡分割管理的户籍制度的原因，绝大多数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及其随迁亲属，难以转化为享受城市居民同样待遇的市民。四是一些进城农民工、中高等院校毕业生、退役士兵以及科技人员等返乡下乡创业和就业，推动了乡村的农业与非农产业的融合发展。但对仍处于城镇化发展中后期的中国来说，在绝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城市一直是生活美好、经济发达和现代化的象征。而在1980年世界的平均城市化率已经达到42.2%，发达国家的平均城市化率达到70.2%。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和在公共服务、社会福利上的城市社会融入，并防止一些乡村走向衰败和凋敝，成为落实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不过从日本城市的发展来看，自2011年日本总人口出现下降之后，东京都市圈的人口总量仍在持续增加，而且东京都市圈的人口密度远高于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都市圈。

而迄今为止，我国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对外来人口落户的限制仍然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存在，包括设立受教育水平、技术、投资、收入等不同的门槛。其实自1998年以来，中国一直强调扩大消费的政策。

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亿，占总人口的比例从2010年的16.2%上升到18.7%，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1亿，占总人口的比例从2010年的9.8%上升到13.5%。2020年，在中国居民的总消费支出中，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占到77.7%。

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50年，中国仍然是一个典型的农民大国，城市化率只有11.8%，工业文明对于中国还是一种陌生的文明，而那时欧美国家的城市化率已经普遍超过50%，英国的城市化率达到78.9%，美国的达到64.2%。但是，由于城镇化的自身规律和中国城镇化的一些特有给定条件，中国城镇化的未来趋势有时也并不完全沿着规划的最优轨迹行进，把握这些趋势对应对中国城镇化的挑战至关重要。

中国城镇化的跨越式发展也带来发展阶段的叠加，应该在不同发展阶段解决的城中村问题、城市病问题、城市现代风险应对问题并存。然而令人费解的是，从2000年到2019年，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居民最终消费+政府最终消费/国内生产总值）从63.6%下降到56.0%，特别是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国内生产总值）从2000年的46.7%下降到2010年的近20年最低点34.3%，到2019年恢复到39.2%。有的研究认为应该加快户籍制度的全面改革，因为城市移民的流入是劳动力市场扩大的主要源泉，全面的户籍制度改革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五）城镇化进入全面提升发展质量的新阶段 我国城镇化已经处于快速发展的中后期，尽管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增大，但城镇化动力仍然强劲，蕴含着巨大的内需潜力和发展动能。

随着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加快和城市绿色发展的要求成为硬约束，我国的大城市普遍开始了去工业化的过程，城市经济中的服务业占比不断升高，城镇化发展的动力发生深刻变化，工业和服务业在推动城镇化中的力量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中国的城市发展实践，似乎也在验证这种越大越好的想象。

城镇化最有象征意义的政府推动，就是相当一部分省会城市在政府主导下建立了新城，并把政府机构办公地点迁入新城，使新城成为新的城市中心。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2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93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为1.72亿人，年末在城镇居住的进城农民工为1.33亿人。

（三）城市成为经济转型中心和消费中心 随着我国经济增长动力发生深刻变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原来作为工业化自然结果的城镇化，被寄予促进经济转型和扩大消费的厚望。（三）逆城镇化的趋势将逐步展开 根据城镇化发展的规律，逆城镇化是继人口向大城市集中、城市扩展的郊区化之后，城镇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在城市人口规模方面，学者们曾建立各种模型为最优城市人口规模设立界限。三是城里人因各种原因到乡村、小城镇长期居住，使乡村生活重新活跃起来。同时，中国从业人员的退休年龄较早，一般劳动者男性60岁、女性55岁就退休，延迟退休年龄的制度虽已讨论多年，但因存在各种争议不断延后出台，并实行软约束的渐进体制进行过渡。伴随我国快速的城镇化，也出现了常住人口城镇化快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的半城市化问题和大量农民工进城打工带来的农村三留守问题（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

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另一个是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制。

（四）城市病治理的老难题和新难题 城市在发展中必然会遇到一些突出的普遍问题，如交通拥堵、环境恶化、资源短缺、房价高企、就业困难等，这些通常被称为城市病的老难题。二是由于大城市的生活成本高昂，从大城市到乡村异地养老的现象越来越多，全国各地气候宜人、舒适安逸的乡村和小城镇，以及越来越多的康养中心涌现。

新型城镇化的新，主要体现两个方面的新要求。迄今我们似乎还没有一种有经验支持的完善理论来确定城市人口规模的极限，但城市越大越好的想象显然会引导城市走向难以持续的境况。